这种家之爱容易获得经验性的真实动力，在比较意义上更叫可靠，但个体可否获得这种经验之爱取决于家庭的社会遭遇，因而又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5） 总统拥有紧急状态权力与全民公决权力，这使其可以越过议会进行统治。议会制多存在于富裕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主更容易甚至是必然能够生存。
总统制于18 世纪末由美国率先垂范，后被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许多国家所效仿，它的基本特征是： （1） 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同时兼任政府首脑，掌握行政大权。而且，总统制缺少一个君主或‘共和国总统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调节力量，这使得这一体制缺乏弹性和缺少限制权力的一种手段。而且，议会制本身并不能造就强大的政党制度，这有赖于选举制度变革以及由于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政党压力而造成的政党融合与纪律性建设。而另一些则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甚至发生民主崩溃而重新返回威权政体，例如泰国、伊朗、尼加拉瓜等。那么，面对这些不同形式的宪政体制，新生的民主国家应该选择哪一类型呢？ 换言之，哪一种宪政体制更加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呢？观点之一：议会制推动民主巩固，总统制破坏民主巩固自1990 年开始，Juan J .Linz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宪制形式与民主巩固的关系， 并引发了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何者更有利于民主巩固的大讨论。
他们反对Linz 关于议会制更加有利于民主巩固而总统制则不利于民主巩固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总统制并不缺少政治联合的情形，有些学者则结合具体的配套制度来探讨总统制对于民主巩固的可行性。这种政权稳定没有什么意义。这些结论都脱离了中国真实的宪法渊源，带有过多用外国学者的思维想中国宪法现实之当然的色彩。
[21]参见喻中：《政治惯例：成文宪法之外的政治习惯法》，《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1期。有学者试图区分宪法关系与宪法性法律关系，认为宪法性法律关系不是宪法关系，但也不是一般的法律关系。党章所调整的是党的内部关系，而不是国家与公民这一社会关系。美国作为现代成文宪法的肇始国，美国宪法学者亦研究出一套适用于其国情的宪法体系与宪法概念。
[9]这是我们现在通常认为的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区别的由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中国的宪法学应当‘超越成文宪法，从宪法运作的角度来探究和发现已在运行的不成文宪法。
政协章程的制定和修改主体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18]二、谈论宪法惯例不应偏离宪法基准有学者视宪法惯例为宪法变迁的方式，并区分合宪的宪法惯例与违宪的宪法惯例，进一步指出宪法变迁过程中，应当采取一定的机制抑制严重违宪的惯例的形成，并将一些适当的惯例纳入到宪法的正式条款之中，[19]区分违宪的宪法惯例与合宪的宪法惯例，这与良性违宪论的错误逻辑很类似。二是，先例的参与者是否相信他们受着某一规则的约束。基本法律是指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相对而言较重要的法律，而一般法律则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宪法与法律就成为两个具有各自固有范畴的概念，没有并存的可能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叙述，戊戌变法的前两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作《变法通议》时说到民权，尚微引其绪，未敢昌言。简言之，启蒙即启发人们的权利意识，并以公意的约定对权力进行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这种维护权利的统治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张之洞亦着《劝学篇》，旨趣略同{16}(P.84-8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值维新变法时期，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却谕旨将梁启超视为旧派典型之论的张之洞《劝学篇》颁行全国，并赞赏张之洞的主张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
梁廷坍的《合省国说》对美国的制度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其中涉及到议事阁官与宣议处官（上下议员）的权利、选举等等，梁廷柟甚至关注到美国立法与司法的分立：察官专司案牍，按制谳断，既事归审理，则不令与议国事。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
{7}[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四、结语从中日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要求维新立宪，到1905年清朝廷仿效日本派出使节考察西方政治，继而在1908年颁行《钦定宪法大纲》，中国近代的宪政终于从精英的主张变成了朝廷的决策，从民间的呼吁变成了政府的行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到当时新旧两派围绕维新、议院、民权等而进行的激烈争论：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那时的西方处在文艺复兴之后及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之前夜，传教士带着使命和敬意来到中国，随着他们的到来，西方的科技与思想开始有局限地传播于中国社会的上层，而中国的历法、甚至法律等也通过传教士在西方产生影响。{7}（p.23）直到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仍是欧洲向往的地方，中国的儒家学说甚至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中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权制度、大一统的正统文化观，都与宪政理念有着诸多的不符和冲突，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但官僚机构间的职能分工和权力制约并不缺位。
三代以后，被统治者称为法的制度，维护的是一家一姓的利益，是君主一人之私，法已经失去了正当性。即使被现在学界目之为保守的张之洞也不反对在中国先设上议院{17}(P. 289 -292)。
宪政最初在中国的移植有两条途径：一是明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西方文化、制度的介绍。{12}沈家本：《沈家本未刻书记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加莱格尔在《札记》的序言中说中国人的高贵品质，他们对自由、秩序和学识的热爱，他们对宗教的热忱，以及他们对正义和伦理观的敏感，再没有利玛窦对中国人的风俗、法律、制度及政体的概括研究中阐明、表述得更清楚的了。将天下之利归诸天下之人。
欧洲人竟以为中国人乃一纯粹有德行之民族，中国成为若辈理想国家，孔子成为欧洲思想界之偶像{8} (P. 1058)。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中国方面，至少在1860年代末期也开始加快了对西方的学习。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
清朝廷下谕派遣载泽等人赴西方考察政治，尽管这道谕旨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立宪、宪政等词，但在考察团临行前夕，慈禧接见考察团成员时，还是说到了立宪，并言若立宪不损害满清朝廷的统治，将会决意实行。[8]其次，中国的维新传统使效法西方的改良找到了历史的依据。
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总结了中国经籍在明清间的西传，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国学说的影响可以与希腊文化的影响相提并论，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影响多于希腊。如果没有维新的传统，自明开始的西方知识的积累是不可能的，而议会更不会如此迅速地为中国社会所认知。
许多使节、留学生参观所在国的国会并在议院开会时旁听。君与天下的关系因而倒置。
传教士对西方宪政制度的介绍，最早起于何时，由于阅读的文献有限，笔者不敢妄下论断。[9]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收入1911年前国人亲历欧美和日本的27种日记、杂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在欧美、日本寻找强国之路的状况。{2}[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谢戊申、邱公南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深谙历史又崇尚祖先的中国人，从西方的议会制度中看到了上古禅让时代聚众公议的制度和民为贵的思想。
【参考文献】{1}高旭晨：传统—法系融合之基础，载张生主编《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此时此刻，国人才切实感到亡国灭族的危机迫在眉睫。1905年后，迫于战争威胁的中国加速了宪政的实践，正是这个加速使传统在宪政的发展中失落，人们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宪政所需的文化土壤。
问题在于，宪政的发展自有规律，如王人博教授所言：现代性的宪法看起来与议会制度密切相关，实际上决定这个制度的还是公民概念。这种政见的争论，并未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停止，相反，20世纪初维新立宪的思想勃然兴起。
